东汉晚期的桓帝永寿三年，曾经有过户口统计，总计全国民户一千零六十七万余，人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余。晋武帝平吴后再统计，全国户约二百四十六万，口一千六百十一六万余，还不到汉代的四分之一。

　　当然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，因为西晋没有正经搞过人口普查，是综合了魏、蜀、吴三国官方造册，累加而得出来的数据。汉末大乱，人口流徙非常严重，此后又是三国纷争，导致大量百姓成为官私部曲，也就是“隐户”，并不入官方名册。倘若西晋能够保持五六十年的太平世道，并且重新加以详细核查、统计的话，是应该能够起码恢复到汉代之半的。

　　只可惜，从平吴到楚王司马玮进京杀杨骏，“八王之乱”开始，老百姓也就刚吃了十一年太平饭而已……

　　根据太康年间的统计，彭城七县，户口数却只有下邳七县的一半多点儿，换言之，彭城比下邳要穷多了——虽有铜铁之利，晋朝官府此前却并没有认真加以开发。裴该自下邳而入彭城，所见到的春播景象，也比下邳要差得多。老百姓大多还是自发地耕种，并没有官吏前来指导或者监督。

　　这倒也在意料之中，倘若熊远能够搞得比陶侃还好，裴该真要当他面把自己一双眼睛给挖出来了。况且彭城比下邳更靠北，相信熊远就任的时间比陶侃还起码要短上五六天呢。

　　逐渐行近徐州城，先派裴度前去通报，可是裴度很快就跑回来了，说：“熊相不在城中……”裴该不禁皱了一下眉头，忙问：“何处去了？”

　　“说是下乡督促春播，具体何在，郡中小吏尚待前往寻找。”

　　裴该撇撇嘴，说算了，那先不理他了，咱们进城去等他吧。

　　才到城门口，忽然就见远远的一个人从田野里气喘吁吁地疾跑过来，到了裴该的马前拱一拱手，但却半天说不出来一句话。裴该定睛一瞧，这不正是熊远熊孝文吗，他怎么这副打扮？

　　就见熊远没有穿公服，只着一件素白的麻衣——还是短衫——背上负着一个斗笠，腰间悬着一枚葫芦，手里柱着半截树枝当拐杖。裴该翻身下马，还施一礼，就问他：“熊君何以如此？”

　　上回见面，他一直称呼对方“熊相”，很公事公办的嘴脸，不带一点儿感情色彩，这回却不自禁地就称呼起对方“君”来了。

　　士人间相互称呼的不同，自然代表着不同的高低身份和亲疏关系。对于高官显宦，或者有一定身份的长辈，自然是要称“公”的，或者以其官职来称呼，但不挂姓——比方说卞壸等人就叫裴该“使君”、“都督”；次一等则称“君”，同样以示尊敬，但显得称呼双方的地位基本相等；亲近之人可称表字，或者称“卿”，如果不算太熟而仍称“卿”，则表示你地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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